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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iter's pictureXinyi Wen

读博学术纪事:20-21年第一学期

受Sociology理论大缸的启发,我也来写读博学术纪事了。感觉这件事情很适合刚放假处在休息-工作的中间状态时做,既能让自己心里有点告一段落的仪式感,还能把自己的研究分享给大家。剑桥一年三个学期,我就准备一学期结束写一次了,大概在每年十二月、三月和六月。今天发布的第二篇文章收录了一些我自己做的Notion模板,都是这学期管理个人项目的时候摸索着建出来的,大家可以随意取用。



读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说实话,真正开始读博的时候毛线感觉都没有,就是该干啥干啥,参加完几个zoom induction之后继续干手里的活。读博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对我来说,无论在哪里读书,甚至读不读书,每天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手里的各种project一个一个清完而已。但是读博爽就爽在没有人限制你,但有很多人帮助你,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有人给你钱让你吃穿用度不愁,谁不向往这样的生活呢。我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想研究的子课题,探索一种没人尝试过的方法,反正导师会帮你把关,保证你写的不是离谱的东西,所以你就尽管放手去做好了。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才是培养出一个独立的,有原创性的学者的氛围。


剑桥的学期都超短,从十月到十二月这个学期,我写出这一学年要写的三个section的三份detailed proposal花了一周,写出第一个section的一半花了1.5周,为后一半到处跑查档案找材料花了1.5周,剩下的几周对半分,一半花在改以前的论文准备发表、跟co-author合作,abstract/application/networking等等各种研究事务上,一半花在科学史图书馆上。当然,这里的“周”是把休息和娱乐时间算在内的,我从来不亏待自己,这学期把《排球少年》更新到现在的全部动画都看完了,还托锅神的福入了VR大坑。


都说英国的博士只有三年很短,但是在我看来可能很多国家都是差不多的,如果算算除去上课,除去给老板助研打工,你真正用在自己毕业论文上的时间有多少。如果要先上两年课,出两年勤,写几篇课程论文再真正开始思考博士课题做什么,那时间跟你读一个单独的硕士学位,再来拿着一个已经成型的proposal直接开始博士研究其实也差不多。而且往往是固定年限内你花在课程上的时间越多,花在自己论文上的时间就越短,这方面大家都各有各的选择。就我而言,到现在为止我博论的一个section(大概在期刊论文的规模,8000-9000 words)已经完成了一半,就是开学一上来就开始写作,边研究边查档边写作,并没有所谓专门的“准备”时间,导师默认的也是你第一学期就要开始写作成文。如果不是申请funding以及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花了很大力气把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个题目想远想透,我现在上手也不会这么果断。



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感知方式?


我博论的主题是个很好玩的东西,doctrine of signatures,中文译为“征象学说”。我给所有中国人外国人解释基本都用同一个例子,说到我嘴都快瓢了:为什么你觉得核桃可以补脑?因为它那个仁儿长得像大脑,对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这种像大脑的特征就叫signature,帕拉塞尔苏斯认为这种signature是上帝印在万物上彰显万物功能的印记,是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关联的证明,具体的理路(以及当时各种占星、磁性、炼金等等解释方向的理路)我就不赘述了。而我做的工作就是把这种认知方式从思想史中拉到实践里,从大量的材料中去看德国医生的炼金过程中,家庭主妇的药方中,对异域象形文字的解读中,皇家学会科学家的显微镜中隐藏的signature的印记——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复杂的甄别技术和非常高的思考强度的工作,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工作,它将展示的是早期近代科学史的另一面。


同样是一张我到哪都用的图,Oswald Croll, Basilica Chymica

我从未怀疑过我选题的眼光,我的导师们、同事们也无一不是如此。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选题有改写科学史的潜力,假如我最后没能改写科学史,那一定是因为我研究得不好,而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没提好。博士三年,我要面对的无疑是一个难题,也是一次冒险,但我的身边有全世界最好的学者,这一年来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每每感动到我,我没有理由不去挑战。


在以往的训练中我对思想史+档案的做法是更熟悉的,你给我一个瓦尔堡这样的大思想家,最好再加点档案,我就能gather到这个人的所有东西然后上手做问题,这是我擅长的研究方法。因此博士期间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拓展方法,来到那些没有名姓,没有坐标、无从下手的史料中间——这些史料需要我同时解开事实的谜团和思想的谜团。我十月份向导师提交的三个section的proposal中,一个是关于一位姓氏古怪的MP夫人写的迄今只有两个人研究过的植物学笔记手稿,一个是关于罂粟和核桃在17世纪英国的药用传统,一个是关于一批流传甚广的小开本octavo/duodecimo的草木志,同样是长久以来博物学史上几乎无人提及的东西。用我导师们的话说,三个case都是相当好的case,我觉得我在选题上的直觉永远是很准的。三个section坐标都在17世纪的英国,由于疫情影响,我像很多人一样放弃了读博第一学期前往德国查档的计划,转而进入我之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英国史领域。


我找到这位记读书笔记异常勤奋的MP夫人,实际上是缘于2008年一位学者的博士论文附录中提供的转写。被转写的是一份MP夫人自己整理的每个月份应当出门采摘何种药材,药材有何种功效的to-do list,而我第一反应是这份list的内容应当和以Nicholas Culpeper为代表的占星植物学派的doctrine of signatures有联系。我向远在Devon的档案馆提交了这一批200+页手稿的数码照片订单,直到两个月后才收到文件。当我翻到这份to-do list的原稿时,发现除了药名、功效和月份,这份list上还记载了大量不知所以的奇怪符号,有一些是占星符号,更多的我现在也认不出来。而这是那份博论中完全没有提及的东西。在这个case中,我想藉由大量的个人手稿处理的问题是doctrine of signatures作为一种sensibility,作为一种感知事物的方式如何体现在人的劳作中。与《奶酪与蛆虫》不同的是,这些材料的主人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宇宙学,而是将读书得来的宇宙观沉默地消融在每日的生活安排中,以及对手上一草一木的感觉里。


档案馆的材料有版权没法发出来,放一个casebook,让大家看一下写在纸上的占星学符号长啥样。https://casebooks.lib.cam.ac.uk/cases/CASE79923?show=normalised

另一个关于罂粟与核桃的个案研究看似题目很“大”,实际上着重处理的是文本传统下一些特定治疗方式的流传。在早期近代的英国,药学方面的出版物和手稿并不是一盘散沙一般,相反,大量的已出版药方是在整理和修改前人的药方,大量的药方手稿也是对出版物的抄写,这是一个可以通过Quellenforschung考源的问题。我选中这两样植物做研究,事实上是一个完全统计学的过程:我在自己含有一百多位early modern人物一手文献的Foxtrot Pro数据库里检索了所有doctrine of signature里提到的植物,检索结果最多的就是这两样,而且还往往被同时提及,因此我就选它们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在doctrine of signature下,罂粟和核桃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植物被赋予了关联,因为它们都与人的头部具有相似性。但是更有趣的是人们在一份治疗头痛的药方里如何用这两种植物,用它们的哪个部位,怎么处理,也就是如何在操作中阐释和否定这种关联。这个case需要较多的材料积累,估计会在这一学年的最后成型。


日常用Foxtrot Pro搜不认识的植物,基本代替在线搜索


用目录学破除“正典”的迷思


我现在手上真正在写的文章就是下面这一篇,目前材料基本有了,动笔也动了一半,把最难的一个数据集处理完了,全文预计二月份成型。在这个研究中,我尝试定义一种以往不被注意的草木志体裁 “the lesser herbal”,也就是octavo/duodecimo等小尺寸的草木志书籍。这些小herbal在19世纪英国博物学史的叙事中经常被贬斥为迷信、不值一提的存在,原因即是它们的写作大量依据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种19世纪的博物学叙事导致直到今天学界对 William Coles, Robert Lovell这些小书作者都知之甚少。然而事实上,这些lesser herbals在17世纪乃至更晚近的时期都广为阅读,其架构虽然较为平民日用取向,但作者无一不是当时base在牛剑的有名植物学家。在17世纪晚期人的心目中,这些小书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是可以和Parkinson和John Ray相提并论的。


左:小herbal;右:大herbal


我研究这些小书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搜罗17世纪英国的书籍拍卖目录。我最近零零碎碎也在复习中国的版本目录学,没准过一阵会写一篇“文艺复兴欧洲有没有目录学”这样的文章。在西方学术史上,early modern时期的目录是一种边缘化的史料,除了Munby这样的大学者以外,西方学界真正开始关注目录还是在这几年EEB这种电子资源问世之后。目录学在我研究的博物学史范畴里属于一种解构已有canon的力量:现在在博物学史上有其“地位”的著作,实际上是经过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些比较粗略的筛选。只有回到当时这些不被人关注的目录里,我们才真的知道17世纪的人在买,在读什么书。说是解构,实际上却是一种再实证不过的研究。


一份17世纪伦敦的书籍拍卖目录

我十一月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搜出EEBO上1680-1700年间一百多份伦敦书籍拍卖的目录,里面但凡提到herbal都一一列入表中。通过目录学得出的是一个比现有博物学史著作都更完善的书单,其中一些作者今天几乎没有人研究过,但在当时却很流行。我一直跟导师说书籍史这块知识是我现学现卖的,一周前我连duodecimo有多大都不知道,一周后就做出了一整个书籍拍卖数据库。不过说归说,在我看来西方书籍史没有什么难的,中国的版本目录学比文艺复兴学界讨论的书籍史复杂出好几个层次。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图书馆馆长吧。


收集书籍拍卖数据用的样表,原版是在Notion上建的数据库

光有目录和电子版是不够的,做书籍史当然要看真正的书。从十二月月初解封到月底再次封城前,我抓紧大英图书馆难得的开放机会把里面藏有的lesser herbals全都过目了一遍,加上剑桥本地的藏本,得到的结论支持我的判断:17世纪被批注、阅读最多的herbal还是这些小号的herbal,这种小书时常本本有批注,大号的Parkinson或Gerard一类反而几乎全新。这些批注中含有大量的信息,尤其是读者们在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种原理和具体remedies的应用这两者之间跳跃穿梭的过程,这种隐含的故事是最激动人心的。在我这个研究发表后,会有多少人依据我提供的文献、数据以及doctrine of signatures的视角,书写一本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博物学史呢?想想就很期待。



用Zotero复原一个17世纪的私人图书馆


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外,这学期我还和系里一位博士后同事合作开始了一个新项目:复原一位早期皇家学会fellow的私人图书馆。我们的这个研究对象叫Henry Power,是英国第一个写书讲显微镜的人(据考证Robert Hooke有“参考”他的嫌疑),然而Power一生只出版了一本著作,受重视程度并不高,虽然他的大量手稿存在大英图书馆,但实际上关于他的二手文献屈指可数。我们的合作开始得也很偶然,Henry Power本来是同事一篇文章中涉及到的人物,他在研究中发现了Power一本手写于1664年的私人藏书目录,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开始复原。一开始以为这个研究就是我们业余时间有空就做一点点的side project,但没想到越做越来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连带“寻找Power丢失的六百多本藏书”在内的长期侦探计划,也已经有期刊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了。


在early modern领域复原过私人图书馆的人不少,根据手稿目录的性质和详细程度,复原的格式、目的以及精确度也有所不同,而我们的复原是以尽可能定位到具体版本印次为目标的。我们的工作理所当然地base在了Zotero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将科学史图书馆的方法直接用于early modern领域的史料研究。使用Zotero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更好地和一些大型bibliography数据库如USTC,ESTC联动,二是方便处理多种版本、多种可能性的复杂情况,可以在完成整个研究之后按需以不同的精确度导出数据,而不必一遍一遍地修改文本。


如图,给你一份写成这样的目录,你能认出里面的书是何人何时何地的哪一版吗?我建立的一套workflow一晚上就可以认出一页25本书的全部信息,并且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列出最接近的几种版本,而且是在抄写者完全没给出版时间地点的情况下。关键点只有一个:在现代目录中往往被忽视,但在early modern目录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书籍尺寸


一份17世纪的私人藏书目录大概长这样,这份比我们复原的那份还清楚一些,至少写了个出版社,我们那份毛都没有

合作复原一个图书馆的工作是怎样的?说白了就是两个人,三块显示屏,一个Transkribus和一个Zotero,余下就是侦探的推理本事了。这篇文章算是我第一次和人co-author,我知道学术合作可以很有趣,但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有趣。我钻研一个问题的时候经常是高度兴奋的,脑子也转得很快,可能一高兴就从椅子上蹦起来,一般不是这个风格的人还真很难和我在一个空间里干活。所以我特别幸运第一次合作就有画风很搭的队友。想想大眼瞪小眼瞪屏幕瞪了半天,终于从手稿里解密出一条书目的时候,有个人能跟你同时喊出“耶”,还有多少事比得上这样的eureka时刻呢。

以上算是本学期内我着力在做的几个方向,其余还有一些,例如正在修改的瓦尔堡论文、将更长时段的历史引入博论的计划等,这里暂不赘述。


总的来说,我在这一年里有太多觉得自己幸运的时刻。留在剑桥的HPS,遇到这么好的导师和朋友,遇到科学史图书馆的队友们,无一不是2020年这个艰难时世中最珍贵的东西。想想剑桥HPS这个intellectual community中涌现过那么多改变过科学史,乃至改变过整个人文学界的头脑,而我们一代人做出的贡献也将留在史册中,兴许还能成为来者前行的航标,就觉得哪还有理由不努力去攻克眼前的难关,回应这个共同体的期待呢。对我来说,HPS系就是伸手可以摘到的星辰。



将宝贵精力用在最难的难题上


读博士的人虽然看上去都在读同一个学位,但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目标。不少人读博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副业,比如教学、媒体等性质的personal project,这跟每个人的爱好、职业规划等都有关系。对我来说,我读博期间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少分散精力。没有什么事情比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更重要,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有能力真正讲好这个问题,不然Wellcome也不敢给我这么多钱对吧。在写出第一本书之前,我对自己提出如下约束:

  1. 不接额外的项目。在近六年内,除了与 1)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本书,2)我的瓦尔堡研究,3)科学史图书馆的发展直接相关的课题外,我不会参与其他额外的研究项目。除非极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课题或机会真的重要到值得我延期毕业申请secondment去做,我是会考虑的。

  2. 不在自己公众号以外的中文期刊和媒体上发表文章。我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用母语写作属于一种自由的思考型写作,是为了用我自己的方式讲想讲的问题,我不想把它变成一种以完成他人要求为目标的“工作”。做好我的科学史图书馆就够了。

  3. 不接翻译。主要我这人不是那块料,一小篇文章还可以,但压根没那个一整本书下来都字斟句酌的耐性。翻译这行干得好的、愿意干的有很多,我还是让广大编辑老师们省点心吧。


约束自己,为的无非是集中精力和创造力攻克难题,如果在学术生活中长期处于被各种task推着走的状态,你就没有心思去钻研那些最有挑战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为了把更多精力放在科学史图书馆的发展上。得益于大家带来的种种启迪,这一学期可以说根本上拓展了我对科学史图书馆工作的认识。我觉得我实在是非常幸运,通过科学史图书馆结识了这么多优秀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者,是所有人的参与拓展了这个图书馆许多新的面向。我的导师也非常支持我做科学史图书馆,特别是鼓励我将图书馆的工作向更深的认识论问题,更广的数字人文和Open Research问题推进。现在的科学史图书馆同时在进行几个方面的计划,具体不在这里赘述,总之一句话:图书馆是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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