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8月，科学史图书馆对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剑桥基金会学者黄怡洁（Yijie Huang）进行了独家访谈。黄怡洁是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在访谈中，她回顾了自己从本科到博士的求学经历和心路历程，并分享了在文献阅读、知识网络搭建和英文写作等方面的经验。
黄怡洁的博士研究聚焦于17世纪晚期英格兰医疗世界中的脉学知识与脉诊实践，旨在考察脉作为一种身体概念兼实体，如何在这一时期不同文本、人群和文化中被理解、感受、描述和沟通，进而探讨以钟表和数字计量的脉诊如何在该情境中诞生。她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医学与自然哲学怀有广泛兴趣，亦关注同时期东西方医学之间的物质与观念交流。
以下为访谈内容精选。
科学史图书馆：你为什么会对医学史产生兴趣？
黄怡洁：我高中是理科生，一进高中就分科，文科教育就此中断。后来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觉得学历史实在太难了。大一同时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专业的课程，有非常多需要读的书，我就像苍蝇乱撞一样，不知道从何开始。选导师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从先接触到的老师当中，我误打误撞选择了我本科时期的导师。导师研究的是近代早期英国史（early modern British history），着眼于巫术、灭巫活动和巫术诉讼，通过巫术探讨政治史的问题。他的研究兴趣催生了我对一些新史学关注的问题的好奇心。
直到大四去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UMass Boston）交换，科学史才进入我的认知领域。交换生可以自由选择四门课程，我选了一门叫Health and Heal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的课程。此前我在研究学习中，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从医疗这个点切入。这门课的导师叫Olivia Weisser，她的第一本专著Ill Composed: Sickness, Gender, and Belief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Yale, 2015)，是从社会史角度分析医患关系的一本非常新锐又非常经典的著作。随着这门课的推进，我很强烈地意识到我对医疗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当时我正在准备申请，我就问Olivia：如果我想学你研究的这些东西，我应该申请哪几所学校？我把我想申请学校的名单给她看，她看到最上面的剑桥大学，说如果你想去剑桥，就找这个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未来导师的名字——Lauren Kassell。我就把Lauren所有写的作品翻出来看。尽管兴趣点并不完全重合，但她所做的东西非常吸引我，我就决定申请剑桥了。
申请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国内还存在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常会因为一些前人留下的有误导性的信息，走进很多弯胡同。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多番辗转才走进科学史系。我从申请中得到的经验一是要大胆，不要觉得和目标之间的障碍不可跨越，一定要先试，再去想以后的研究规划；二是要与导师进行不带任何除学术以外的目的的纯粹对话。特别是在你新选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需要这样一场对话来探明你找的点有没有可行性，研究方向是什么。这种对话是师生之间最平等的对话，如果有幸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他们也会将所见所想分享给你，这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完成这两步，剩下就是听天命。
科学史图书馆：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研究型硕士（MPhil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项目的就读体验是怎样的？
黄怡洁：项目只有9个月，但是知识密度非常高，在有限的时间里需要完成大量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这个项目能够带你高效地把握英国乃至欧洲科学史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了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基本构想；更为可贵的一点是，能够提前带你进入研究状态中。
完成论文也很考验社交能力，需要自己去联系不同的导师，分别辅导三篇小论文的写作。最后的大论文可以从三篇小论文中选一篇深入研究，也可以再选一个新题目。这种自由度会激发你的灵感，让你发现做学问不是被鞭策的任务，而是在好奇心和灵感的驱使下去往某个地方。在此过程中，还会有一个熟知这条路的人，给你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个过程虽然困难，但很愉悦，也为我的博士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对我促进最大的是剑桥的智识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剑桥的科学史系非常小，大家关系非常紧密，师生之间界限非常模糊。有什么问题可以和老师约，去老师办公室面谈。学生之间也有非常良好的沟通。疫情以来，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孤立。老师会用Zoom、Skype等线上交流方式，把所有自己指导的学生尽量凝聚在一起。社交限制放开后，Lauren每个月会组织大家线下聚一次，因为她目前指导的恰好都是女生，所以我们戏称其为 “例假聚会（menstrual meeting）”。我的副导师Dániel Margócsy也会组织线下聚会，趁午饭时间，由他supervise和advise的博士后和博士生会去草坪上聊各自的见解。当你的想法还处于原始阶段时，非常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他们会给你反馈。这些反馈会反过来刺激你，被你代入自己的研究中。这种轻松的聊天，能够把自己零碎的想法，浓缩扭合成一个形状。我觉得这是非常绝妙的体验。
科学史图书馆：可以具体讲讲你和导师的交流互动吗？
黄怡洁：我的导师Lauren Kassell更具历史感，能够就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不断深挖；副导师Dániel Margócsy更具哲学感，他的知识网络遍布科学史相关的各个领域。
Lauren有鹰一样的眼睛，敏锐、犀利。在硕士阶段，我的学术能力可以说非常糟糕。当我用写response paper的思路写作第一篇essay时，她被逼得连连说“no”，直接在我的文章旁边画叉。但她始终对我保持着可敬的耐心和坦率，乐于聆听和探讨我的哪怕是不成熟的想法。这使我更确信她是指导我博士论文的不二人选。当我锁定这个博士题目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确定要求哪里找材料，能够做多大；Lauren跟我说了一句话：你选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它可以带你去向任何你想要去向的地方。现在我的博士研究已经进入第四年，我已经十分确认她的断言是对的。
随着进入高年级，我对导师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Lauren也调整了我们supervision的模式。我们的交流频次没有当初那么频繁，但基本都会聚焦在我写的东西，以及我看到的一些奇怪的材料。经过与Lauren探讨，可能发现这个东西根本不奇怪；但有时候，Lauren也会觉得新奇，这会引起我的警觉，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点。
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和Dániel面试的过程。Dániel是一个非常容易激发即时性灵感的对话者。当时我的研究兴趣是近代早期的医疗相遇（early modern medical encounter）中，作为患者的女性与女性或男性治疗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就此谈了很多。谈话虽然很尽兴，但我没有抱什么希望。后来offer就来了。
Dániel的硕博研究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完成的，熟悉欧陆哲学的方法论。他激励我用更哲学的方式思考历史性的议题，引导我思考当时的人们如何是如何进行想象、思辨和争鸣的，这就进入了我以前不太敢碰的思想史领域。此外，Dániel的知识面非常广阔，医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每次谈话，他都会介绍最近他在关注的议题、在做的研究。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在科学史研究中，好奇心是最重要的。永葆对世界的好奇，对于历史学家，以及任何学科的研究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失去好奇心，就容易倒向非常简单粗暴的推论。
总体而言，他们给我的是不同思考维度和方法论上的刺激。如果没有他们的不断启发、质疑和刺激，我的博士论文绝不会有它现在的辐射度和思辨力。
科学史图书馆：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650-1710年英国医学中的脉诊知识与实践，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医生John Floyer (1649-1734) 是其中的主角。你是如何注意到他的？
黄怡洁：我跟Lauren做的硕士期间第一篇小论文，研究的是女性患者和医者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很多医案（medical casebooks）。从这些具体的医案中，我惊讶地发现近代早期的欧洲医生也是把脉的。虽然最近的研究证明，近代早期的医疗触碰（medical touch）并不受性别观念的束缚，但当时的医疗景观中（尤其是在受过学院教育的男性精英医疗实践者中）还是普遍存在一种常识，或者说礼节：不要轻易触碰女性患者的身体。我当时研究的医生是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皇家学会非常有名的元老级成员。英国内战期间，他在牛津郡附近辗转行医。那段时期他已经进行了非常频繁的医疗活动，但留存至今的只有一本小小的医案簿，里面记录了一些患者的脉象，其中包括很多女性患者。顺着脉诊的线索，我找到了John Floyer，他在18世纪初期所著的The Physician’s Pulse-Watch，后来成为我研究的主体材料。
我最初注意到，在有关Floyer的二手文献里，对他最感兴趣的竟然是汉学家。因为Floyer有一个颇令人震惊的论断：他认为中西医中的脉诊在终极层面上是殊途同归的。这个17世纪下半叶在牛津接受博雅教育、后来专攻医学的医生，毕业后回到家乡Lichfield去参政、行医。考虑到他从未有过有文字记录的远洋游历，我自然要问：他的中医脉学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他如何将这些知识与自己已有的知识合流？他对中医脉诊有怎样的误解？我硕士阶段的探究基本就停在对Floyer吸收异国知识的思考上。
John Floyer and The Physician’s Pulse-Watch, Vol.2 (1710)
我的博士论文与其说确定研究John Floyer，不如说确定研究脉搏。在博士研究的初期我就意识到，如果要把这份研究处理成John Floyer的传记，会面临很多材料的缺失。Floyer既是一位学习者（learner），也是一位实践者（practitioner）。但在现存文献层面，我们能够通过他留下的手稿知道他学了什么以及认为什么，但不知道他实践了什么。这里存在一种知与行的不对称。而脉诊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看与被看可以不同步，但触碰必须是触碰者和被触碰者的同时动作和体验，有非常强的双向性。John Floyer留存的文献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恰恰是我的研究必须探讨的。
最终我的处理方式是：John Floyer作为贯穿文章的主线，但不是独居于聚光灯下。我要解释的是怎样的医疗触碰知识，让John Floyer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写出了他的脉诊专著。John Floyer的所学和所行如何纠葛在一起？这些当然是社会性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哲学性的。我的论文既关注诊脉在不同性别、阶层、知识来源和水平的个体之间的发生，也关注脉搏本身在自然和身体哲学中的位置。人体为什么会搏动？比如在早期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一些成员看来，不仅活着的人体有脉搏，整个自然也是搏动的。搏动的身体和搏动的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在John Floyer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可以不仅向内去探求，也向外去探索自然界的脉搏，以此来想象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脉搏和身体构成了我博士研究的核心。
我想探讨的是人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处于一种非常令人讶异的认知状态。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但我们对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它属于我们，又不完全属于我们。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启发了我探讨身体认知的方向。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距离”。他有一句话，大意是：人都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怀有好奇心。但为了探明眼下之事，我们必须学会将它放到远处。这句话给了我一个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提醒：身体是我们每个人的，但为了真正认识它，我们也应该把它放到远处。
科学史图书馆：你是如何实现从学生到研究者的蜕变的？
黄怡洁：首要看很多书，得到足够的暂时自以为 “确凿”的知识。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依然保持了“本科特色”，像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从二手文献着眼，广泛阅读。这一阶段是大量吸收别人的东西，因为自己的东西很少。
经过量化的积累，你会发现哪怕是被后人咀嚼过的说法，很多时候也是不一致的。进而你会思考：它们为什么不一致？比如John Floyer引入脉表（pulse watch），他与一个钟表匠合作，将秒针安在可便携的钟表表面上。自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脉诊模式——用计时器测量脉搏在一定时间内的搏动次数——开始非常缓慢地形成。按照进步科学史观的粗线条论调，这是医学标准化（standardisation）、量化（quantification）甚至现代化（modernisation）的“完美”例证。这组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关于医学科学化历程的叙事。这些论著大多是在几十年前写作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全面重新审视它们。虽然大家不再用一些过分“线性”、“进步”的词汇，但这种看法一直幽魂未散。它们留给了我的研究一些极具批判性的问题：什么是量化？用到数字就是量化吗？
我回去看Floyer在他的论著中是如何说明数字和钟表的作用的。在他之前的千年岁月中，脉诊绝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触感和经验。为什么这种纯粹的触感和经验，在Floyer的诊断设计中要被一个计时器干预（intervene）呢？这种干预的认知动机和干预前后脉诊实践方式的延续性和革新性就是我要探讨的，而非是简单的一者优过且替代另一者的问题。
思考不是由吸收而开始的，而是由怀疑而开始的。我认为做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批判的冲动，尤其看到不是原材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怀疑的本能。怀疑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怀疑二手文献开始，到怀疑一手文献，不是说一定去怀疑材料的真实性，而是思考：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这么写的？历史学家要挖掘更深层的东西，抛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给出更多评判。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感受到这种蜕变是在来剑桥的第三年，也就是博二。其实已经相对较晚，但还是不算太晚。
科学史图书馆：科学史研究需要用到大量文献，你是如何搭建自己的知识网络的？
我之前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只下载文献而不整理。到了博二，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下载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不可能全部放在大脑中。我发现自己开始干大量重复性的东西。有些文献看到一半才意识到，我下载过，读过，写过，但我忘了。这引起了我的警觉。
在和一些同事（尤其是心怡）交流之后，我开始用Zotero搭建知识网络。看到一本新书立刻归类存档，有很多好处：其一，强迫自己迅速提取文献内容，避免下载后再也不看；其二，知识网络可以经常调整，同一本书会出现在不同栏目下。比如第一次用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章启发更大，所以它在这个栏目；第二次思考别的问题时，第四章启发更大，就又会出现在别的栏目。知识不再是机械的，而是在流动，像血管里的血液。
搭建知识网络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忆、二次利用和创造的过程。在整理文献中，我发现一些问题变得清晰，我不再只是文献的奴隶，不再有那种冲动，想把每本书的每个细节都记下来，而是会想：我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面对的听众是谁？怎样架构已有的知识？这个过程花了博二一年的时间。我博二写的东西和博一的比对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人写的。在将自己锻造成自主的知识创造者的过程中，搭建知识网络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自己的图书馆是问题导向的，一类是与研究直接相关文献，一类是与研究间接相关，日后可能会用到的文献。科学史图书馆对我来说像一个纲领性质的索引，能够提示我的知识空白，比如我涉猎不深的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
科学史图书馆：你的论文获得了今年Annals of Science的Best Paper Prize，这对于英语非母语者来说非常不容易。可以分享一下提升英文写作的经验吗？
黄怡洁：写作必须经过长时间过程的自我修炼，一定要自己动笔写。即便开始时写得一塌糊涂，也要大量产出。哪怕不是写文章，平时读到一些档案，也可以写些零星的体验。即便是非常琐碎的话，也必须用英文去表达。在这个渐进的、时而令人沮丧的过程中，英语会慢慢渗入你的思考中。拿我自己来说，由于持续地暴露在高浓度的英语环境中，博二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个全程说英语的梦。语言有强大的认知体量，它影响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尤其对于研究者来说，接受一种语言也意味着接受一种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方式。
对于我来说，语言的障碍现在已经基本移除，不会阻碍我的思维。但我仍然需要借助阅读和训练，让语言更加明白晓畅。要让一位母语人士产生相同的感知，了解你的所思所想，这非常困难。我至今仍不敢说我做到了这一点。没有完美的那一天，不断进步就已经很好了。
科学史图书馆：读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在读博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黄怡洁：随着博士进入高年级，我感到越来越快乐。其一是求知的快乐越来越强烈，每天都在产生新的想法和认知，也在吸收别人的东西；其二是剑桥的生活很纯粹。不过这也让我非常纠结，不知道这样一种纯粹的生活，下一阶段还能否延续。其三是好奇心的驱使。回头来看，我个人认为自己在基础教育的阶段并没有收获怀疑的能力；相反，我的好奇心被扼杀了太多。本科进入历史系后，我学不懂，有很多疑惑，但说不出来。后来我的纸面成绩慢慢上来了，但提问题的能力仍然没有得到提升。但到了剑桥，问题意识和好奇心都得到了空前的激发。我想我现在的体会或许能够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很多人看到的历史趋势，就像是波澜不惊的河流，从上游到下游；但在问题意识驱使下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旋涡，进而去思考表面的平静是如何形成的。
但痛苦的事情也常常有。比如新冠肺炎的爆发。我是湖北人，疫情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创伤。刚开始是我家乡的不幸，2020年1月到4月，我的研究没有任何的进展，连睡觉都很困难；后来新冠病毒登陆英国，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lockdown。但哪怕是疫情之前，日常研究也会面对很多沮丧，比如看不懂文献，尤其是手稿原材料；比如作为一个non-native speaker，看书的速度还是低于很多native speaker。掌握英语已经不容易，但要展开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英语是不够的。这些沮丧不是我无法克服的，但我的时间却非常有限，这时候才会有只争朝夕的体验。这种竞赛不只是和物理时间的竞赛，更是和自己的竞赛。因为你在老去，但知识还在产生，因此常常会有悲观的情绪。但只要你继续坚持做，你的好奇心带来的愉悦，会盖过之前的这些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