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到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学期可能是我感到最累的一学期。在系里的日常活动全部从online转成in-person之后，写作、revision、查档、talk、教学，所有这些事情的节奏都和过去一年完全不同了。最能代表这个学期的事件就是我刷了读博以来的头一个通宵，一晚上熬到天蒙蒙亮，写出了半篇即将投给期刊的论文（内容下面会提到）。刷通宵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慨，我一直以为刷夜是学生时代被deadline和一大堆不得不上的课逼出来的生活方式，读博之后越来越多的时间都由自己安排，已经使我的作息健康多了。但是这次没有外部deadline的情况下，我还是主动选择了刷夜，因为我很清楚如果今天不刷夜的话，明天要去听几个报告，后天要去教学生，下周还要去伦敦查档和参加workshop，之后还要再做个talk，我下一次有6小时的整块时间放在这篇文章上可能是半个月以后。所以想想还是选择拼一把。
通宵后的早上co-author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大盘英式早餐。早上见到同事们，大家都对我还活着表示惊讶，我只能恬不知耻地说嘿嘿我才26，还年轻着呢。
越是累的时候，越是意识到闲暇时候产生的灵感和漫无边际的阅读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在2021年阅读和重温了不少和自己研究课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书籍，如德勒兹的Foucault, Spinoza, Fold，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的Cannibal Metaphysics, 许煜的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Manuel De Landa的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 Bernhard Siegert的Passage des Digitalen, Cultural Techniques，还有一些翻过但是印象不深的，如Benjamin Bratton的Terraforming. 除此之外，即使在忙到脚朝天的时候，我也还是去了Philippe Descola这学期在剑桥艺术史系连续八周的讲座，去了Histories of AI项目的结题symposium，可以说是这学期给我带来最多灵感的两个活动。
我早就懒得用软件一本本标书了，因为我认为遗忘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上面这些书，当我读过的大部分具体内容都已遗忘，只能到数据库中再次检索的时候，它们给我带来的方法、思维上的启迪却不会消失。很多个月过去后，当我再无暇这样随心阅读，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细微的史料细节时，这些面目模糊的灵感依然在激发我去思考：这份材料是否有另一种解读方式？以往默认的这个历史叙事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否换一种更大胆的思路解决？熟悉我的人可能知道，我的博论课题本身即从理论中来，最后也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理论问题。灵感逐渐沉淀入具体的史学工作，可能是我这一年来最大的收获。
皇家学会的迷思
这一学期虽然忙，但好在和导师每两周两千词博论的约定还没荒废。其实不仅没荒废，我还超额写了很多，但最后发现也要删去很多，因为一些偶然的发现使得我这一章的面貌改变了不少。如果说按中规中矩的原计划，我这一章由Nehemiah Grew的植物解剖学、Henry Power的显微镜，和John Ray的博物学三个部分组成，那么按照现在的计划，我要面对的就是包括Samuel Hartlib、Robert Boyle等人加上上面这几位在内的整个皇家学会中doctrine of signatures爱好者的网络，也包括一些学会外的欧洲友人。导师戏称我这一章为“五个白男（five white men）”，虽然客观来讲他自己也是一个白男。
在方法上，我将研究方法从思想史界较为典型的研究几位个体思想家之间比较/传承的思路变成了对correspondence network本身的研究。我经常使用信件史料，但这还是第一次以通信网络以及“群体”本身为视角。去年写了一章书籍史，今年写一章通信网络，我要争取每章都用一个新方法。写完这章之后研究recipe，我还希望有一章使用数字人文方法，如果我的实验能成功的话。
说是研究通信网络，但我这个题目异常具体，因而直接相关的通信本来就不多。核心就是这么点儿人，我拿Palladio画过一个简图，下面截取了一部分。
选择这个视角的一个原因是我意识到，在皇家学会这些人直接或间接牵涉doctrine of signatures的种种讨论中，很多思想并不是某个科学家独有的，而是一些存在于群体内部的作者、读者、报告聆听者之间的共识。在早期皇家学会的年代，获取信息全不像我们今天理所当然以为的那样便利。英国科学家想看一本欧陆出版的书，需要写信辗转问几位欧洲朋友托人人肉带，想了解一个新概念，周围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需要问一圈，自己明白了以后再推广介绍给其他人。一本书的出版从来不意味着大家都能读到它，想要大家读到自己的观点也从来不是写篇文章发表、写本书印出来这么简单的。
原产自德语区的signatures就是这样一个辗转传至英国的概念。与我们今天视其为荒谬迷信的现代直觉相反，早期皇家学会不少人十分认可这一概念，因为它靠着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一点点传播下来，已经被建构为了一个高大上的合理理论，理论内部的很多要素也变得完全不同。而有支持的声音就会有反对的声音，另一部分怀疑signature理论的学者从未停止争论，但当他们质疑signature理论时，他们所指的早已不是德国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提出的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他们身边英国科学家朋友定义下的signature。无论支持者还是质疑者，他们所谈论的signature都基于皇家学会内部学者的一些共识理解。随着皇家学会的书籍出版、期刊、报告会等一系列项目，doctrine of signatures不仅没有像许多人臆想中那样随着所谓”近代科学“的兴起而消失，反而在辩论中吸引了不少流量，并且被重新定义得更符合当时的植物生理学和原子论，作为新的共识在英国医学界、科学界传播开来。
因此，我在这一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doctrine of signatures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视为“科学”的诸多学科。如果皇家学会那些突破性的发现不过是signature理论下的副产品，那么他们的所谓“原创性”究竟在哪里呢？
在这个大的脉络之下，我还需要穿越不少具体的语境时空。我现在手里正在写的一节是关于农业的：这些科学家对英国本土农业的关注如何促成了他们对doctrine of signatures理论的接受？请听下回分解。
Women in Science
我在前几次学术纪事里都提到了我co-author的这篇关于Henry Power的文章，现在一年过去，我们的文章也终于到了可以投出的阶段。这篇文章也是我硕士以来写得最快的文章之一，熬一夜就写完了大部分，十一月初稿刚写完，导师就告诉我们说“差不多可以了十二月投出去吧”。对于写东西就图多快好省的我来说，导师的这句话简直是福音。我写文章很快，但是修改文章的时候就会犯拖延症，而且越是到最后阶段，文章完成度越高的时候，我越会完美主义爆发。上一次投稿最后阶段就被导师催了快半年，所以这次一听导师这样说，我反倒没有完美主义心理压力了，就很开心。
我们的研究原本是复原Henry Power的私人图书馆，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发现，我们决定从出产一篇变成出产两篇文章，先动手把这一篇更劲爆的写完。在暑假查档时，我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几乎未被以往历史学家提及的人物：Henry Power的妻子Margery Power。她无疑是一个有趣的人：出身于学者世家，受过绘画训练；热爱植物绘画，尤其喜欢花卉，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她的画稿和自己上色的植物志书籍；对各种植物知识都感兴趣，用显微镜、放大镜观察植物，还摘抄很多相关的药方；热衷于用化学手段做颜料实验，会控制、记录操作的步骤和结果。Henry Power和她的合作很多，而且他们做的很多实验都大同小异。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位特别的女性以及她对于科学史的意义展示出来。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涉及一些女性人物，但并不是总有这样的机会。科学史上相比于男性，关于女性的史料留存本来就少，而我的博论题目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说实话很难找到来自女性的强相关史料。虽然还是得写 “五个白男”，但Margery Power的存在还是让我很高兴。
在这篇文章中，我也在突破一些以往人们研究“科学史中的女性”时会遇到的桎梏：在研究early modern女性在家庭中的知识获取和生产时，很多人会假定一位家庭主妇阅读医疗知识、种植知识、学习辨认植物，一定是为了治疗、烹饪等等实用的目的。近几年recipes（菜谱/药方）的研究很热门，很多人会直接把女性书写的recipe和日用实践、主妇职责勾连起来，用这一个目的阐释各种各样来自女性的recipe。但是真的只是如此吗？这样一个对于“实用性”的假定会让我们忽略很多材料里丰富的细节。例如Margery Power在摘抄recipe时，她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具体病如何治、药如何做，而是其中用到的植物本身，甚至有点像搜集奇闻一样搜集用到某种花卉的多个药方。她并不一定真的将这些药用在家中的病人身上，相反，收集这些知识本身是她对植物学的好奇心的体现。在面对科学史上的女性时，如何突破传统性别身份概念对我们视角的限定，还原一个多方位的人物形象，是我们始终要思考的问题。
挑战全球史：下一个四年
这学期导师跟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聊了不少职业规划，我也慢慢开始思考博后要做什么课题。我这学期想了三个题目，两个是比较特定的小项目，用来申请一些提供一年制博后的特定机构如数字人文中心等，另一个则是三到四年的大项目，是可以写成下一本书的。大项目才是要花最大心力思考的东西。
这一年下来，我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就是博后一定要做全球史，要在地理上拓展自己的研究广度。这个想法其实在硕士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我研究过一点early modern America殖民药学和doctrine of signatures的关系，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早期美洲和殖民史。但因为一来入了坑以后发现材料太多，二来还不会西班牙语，所以还没有做得很深入。去年我还做了一点19世纪英属印度的研究，可能成为博论的一节，也可能直接进入博后的proposal。博后阶段，我的设想是做殖民植物学史上的三到四个案例，从16世纪美洲到19世纪英属印度。当然学新语言是少不了的，现在还不是很有时间，我打算博士的最后一年或者论文提交之后开始学西班牙语和梵语，19世纪英属印度的植物学家很多都学过梵语。
当然做全球史都会想到中国，我还没有找到中国这边特别合适的材料，如果有的话当然会加进去进一步拓展。也欢迎大家给我建议。
这个横跨几大洲、几世纪的新项目要研究什么问题？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doctrine of signatures真的是全球各个文化都有的东西吗？研究这个题目一年多，也跟来自各个文化的人口干舌燥地解释了一年多，我在解释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一般和中国人讲我在研究什么，什么是doctrine of signatures，我都会简单说“就跟中医的以形补形一样”，“就是吃核桃能补脑”。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还是要问：它们真的一样吗？基督教文化下来自上帝的signature和中医里的“形”是一样的吗？西方和东方的医学背景下药与身体的关系是一样的吗？的确，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也提到核桃可以治疗脑疾，但是核桃有一千种吃法，治脑、补脑也有一千种治法和补法。我们是把这种文化间的相似性简单化约为Philippe Descola所说的普遍存在的analogical thinking，还是理解为不同的宇宙技术，这中间还有极大的解释空间有待发掘。
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论答案和一个初步的史学答案。理论答案我计划之后写成一篇单独的文章，这在之前的学术纪事中也提到过，也是我这一年来阅读人类学、哲学的出发点。当然了虽说我早先写过一些理论文章，但是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理论学科的写法，不然发出去也没人要。史学答案就是我这个殖民植物学史的博后项目，我去年在几个talk里讲过一点，最近给Wellcome写博文也是写这个问题，在博后项目真正做出来之前，这些答案都会一点点发出来。
总之，从2019年本科毕业论文时第一次发展出这个想法算起，doctrine of signatures是我准备花十年全面研究透彻的题目。以前我认为这个题目大概做六年，现在看来有做十年的价值。十年把这件事做成，下一个十年再走向新的突破口。